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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扎田園的不朽藝術
 
——寫在《三里灣》發表60周年
 
2015-12-19 17:07:43  來源: 王海仙
 

    《三里灣》是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革命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轉入以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新時期,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歷史任務之下,全國人民,各行各業都經歷著摸索新經驗,探討新辦法,開創新路子的艱難里程。1951年9月,毛澤東提議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會后起草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認為農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但經過調查后,認為,在某些地方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隨后中共中央修改了決議,指出,農民在土改后有個體經營和互助合作兩種積極性。因此,黨在農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用農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進他們組織起來,逐漸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作為作家的趙樹理,敏銳地意識到,在新的歷史進程中,農村農戶互助生產的組織形式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的要求,走農業生產合作化道路勢在必行。實現農業生產合作化,需要廣大群眾的支持,需要尋求新的出路去刺激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需要采取新的辦法促使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進步,需要通過對新的生產方式的宣傳,使人們的思想發生改變,從而推動和加快社會主義發展步伐。
  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里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作品內涵濃厚的時代政治氣息,然而,作者并沒有直接地敘說階級斗爭、政治事件,而是通過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生產關系、家庭關系、鄰里隔閡、父子矛盾、婚戀變故、瑣碎小事白描敘述表現出來的。通過人物在不同地點的活動,不同場合的接觸,把三里灣的王家、馬家、范家、袁家四個“家族”的各色人物和人物關系清晰羅列。又通過詳細的描述,刻畫各色人物的生活習慣,生存方式,心態意識,揭示生產、生活、集體、家庭的矛盾和危機,環環緊扣,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從田園的樂趣,普通的人物,瑣碎的小事,平凡的生活,反映偉大變革的主題,如此的表達和述說方式,充分彰顯了作者的匠心獨具。
  時間穿越60年,再讀這部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仍然感覺貼近和親切,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栩栩如生,躍然紙上,近在眼前。
  “三里灣”的村長范登高,是抗日時期黨開辟工作時候的老干部,曾為黨做過一些好事。但作為一個個體農民,他卻自私自利,發家自富意識非常嚴重。在土改時因多分了好土地而比別人致富快,人們送他外號“翻得高”。所以更加熱衷于個人發家致富,對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合作化產生了“離心力”。作為黨員,他沒有黨性原則,不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作為村長,不關心村上的工作,不顧集體的利益,腦子里考慮的是個人得失,心里想的是自家利益。村干部開會,討論完了領導秋收事宜后,接著要討論擴社和修渠工作,范登高卻說這兩件事“和行政關系不大”,要退席去安排自己的騾子出差做自己的私家生意。他處處與黨對立,卻又擺出老革命的架勢,整黨會議上,縣委領導讓他做檢查,他卻“倒打一耙”,為自己歌功頌德:“在當初,黨要我當干部我就當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賬我就和地主算賬。那時候算出地主的土地來沒有人敢要,黨要我帶頭接受我就帶頭接受。后來大家說我分的地多了,黨要我退我就退。土改過了,黨要我努力生產我就努力生產。如今生產得多了一點,大家又說我是資本主義思想。我受的教育不多,自己不知道該怎么辦,最好還是請黨說話!黨又要我怎么辦呢?”范登高以獨特的方式反對合作化,堅持不入社。作者把他這種資本主義思想支配下的種種心理活動和所作所為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通過范登高這個藝術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當時農村工作的復雜性和生產體制變革過程中矛盾的尖銳性。
  馬多壽一家在當時的農村屬于富裕中農戶,馬多壽及老婆,大兒子馬有余和大兒媳,都有一個外號。馬多壽叫“糊涂涂”,他老婆叫“常有理”,大兒子馬有余叫“鐵算盤”,大兒媳叫“惹不起”。“糊涂涂”在政治上十分的保守、裝作一副糊涂相,而在自己謀私得利的事情上卻是那么地精明能干,計劃有方。牽扯到集體利益時,他把范登高的錯誤當作借口,頑固地阻礙合作社的擴建;在生產上,利用互助組織的勞動力幫助自家干農活。在三里灣,糊涂涂背著個最怕老婆的名聲,其實,“他這怕老婆不是真怕,遇上了自己不愿意答應的事,往老婆身上推一推,說他當不了老婆的家,實際上每逢對外的事,老婆仍然聽的是他的主意。”“糊涂涂”愿意怕老婆的目的,則是借助“常有理”的那張臭嘴作擋箭牌,利用“常有理”的胡攪蠻纏,阻止合作社開渠。馬家的規矩也與別家不同:“三里灣是個老解放區,自從經過土改,根本沒有小偷,有好多院子根本沒有大門,就是有大門的,也不過到了睡覺時候,把搭子扣上防個狼,只有馬多壽家把關鎖門戶看得特別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論有幾口人還沒有回來,總是先把門搭子扣上,然后回來一個開一次,等到最后的一個回來以后,負責開門的人須得把上下兩道栓關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個像道士帽樣子的木楔子,頂上個連榾棙刨起來的頂門杈”。“又因為他們家里和外邊的往來不多”,“把個大黃狗養成了個古怪的脾氣,特別好咬人,見誰咬誰”。“馬家還有個規矩是誰來找糊涂涂談什么事,孩子們可以參加,媳婦們不準參加。”對待三兒媳菊英,在物質上限制克扣,吃飯不讓吃飽,穿衣只給每年五斤棉花,讓她自己織土布,又不給織布的時間;在精神上奴役她,吆來喝去,動輒惡語相向。為使兒子馬有翼不像他哥哥一樣走遠,不等馬有翼中學畢業就把他強留在家;對馬有翼的婚姻,橫加干預,大包大攬。而他們包辦的是一樁近親婚事,讓馬有翼娶“常有理”的妹妹“能不夠”的閨女小俊。為達到包辦兒子婚姻成功之目的,不惜對其拘禁和辱罵。
  作者從多方面描述這個富裕中農家庭以及主人自私狹隘、封建保守,損人利己、鼠目寸光、頑固不化的可恨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幾千年來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對人民思想的毒害和禁錮,深刻地反映了舊的經營方式給人們造成的沉重的精神負擔。這種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落后思想意識,不僅強烈地抗拒著農業合作化潮流,而且深深地毒害著年輕一代。從小在馬家院成長起來的共青團員、中學生馬有翼,在對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膽小懦弱,就證明了這種家庭影響的作用。但是,最終馬家逃不出四分五裂的結局。兒子馬有翼、三兒媳菊英先后沖破了“馬家大院”的森嚴禁錮,打碎了封建宗法的桎梏枷鎖,參加了農業社,走上了光明路。“精明”、“能干”的馬多壽成為實在意義上的“糊涂涂”。作者對馬多壽的辛辣嘲諷,說明在新變革、新潮流的沖擊下,農村封建宗法大勢已去,必然土崩瓦解。
  袁天成是老黨員,他不像范登高那樣熱衷于個人發家致富,也不像馬多壽那樣自私狡獪,在合作化潮流中屬于墻頭草隨風倒,腳踩兩只船的人物。在黨內受了教育,加入了農業社,但回家后接受老婆“能不夠”的“領導”,又變相地多留自留地,盡力維護個人私有的利益。家里家外,很多事情上袁天成都是受老婆所作弄。袁天成老婆外號叫“能不夠”,跟本村“糊涂涂”的老婆是姊妹。因為袁天成家是一個下降的中農戶,“能不夠”對袁家的人一貫看不起,磨道里尋驢蹄,雞蛋里挑骨頭,生著法兒成天鬧氣,村里人對她的評論是“罵死公公纏死婆,拉著丈夫跳大河”。小俊和玉生結婚后,她把她做媳婦的經驗總結成一套理論講給小。“對家里人要尖,對外邊人要圓——在家里半點虧也不要吃,總得叫家里大小人覺著你不是好說話的;對外邊人說話要圓滑一點,叫人人覺得你是個好心腸的人。”;“對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后他才能好好聽你的話。”對于一些女人使用“一哭二餓三上吊”的使刁辦法,她不完全推薦,她告訴小。“千萬不要提上吊——上吊有時候能耽擱了自己的性命;哭的時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燈以后裝著哭;要是過年過節存了一些干糧的話,也可以裝成生氣的樣子隔幾天不吃飯。”這些辦法都是她整治天成用過的并且是有效的,“要不天成老漢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聽她的話”。“能不夠”教唆女兒小俊學習一整套“做媳婦的經驗”或者說是“整治男人欺負婆家的辦法”,企圖就是讓小俊象她壓迫袁天成一樣,能在王寶全家壓迫丈夫王玉生,壓服婆家全家人。
  作者筆下的“能不夠”,是農村典型的潑婦,罵街婆,思想落后,心胸狹隘,為占上風,費盡心機想歪點子,使壞點子,用常人想不出也做不出的刁鉆古怪方法,沒事找事,節外生枝,整日搞得家里雞犬不寧。所作所為不僅損害了家庭,也帶壞了后人。小俊為了和金生家分開,整天和兄長金生媳婦吵鬧,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最終得到破裂分家的目的;為了一件衣服,在母親“能不夠”的教唆下,固執己見,無理取鬧,弄得玉生不得不和她離婚,落得個“一頭抹了,一頭脫了”。這種落后的思想,這種愚昧的行為,嚴重地與社會主義相背離。作者把這種人物放在家庭中的瑣碎小事中去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主義,陳舊意識對人民的殘害;也反映了當時黨在農村工作中,教育和引導群眾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
  趙樹理懷著對農村的深厚感情寫農村,用農民的語言寫農民;通過人物刻畫揭示社會矛盾,通過普通生活折射時代氣息,通過娓娓動聽、情趣橫生的故事敘說,反映深層問題,“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樸質而醇厚”的“大眾化技巧”,(茅盾《論趙樹理小說》)是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三里灣》是作者以平順縣川底村為原形寫作的,可長治縣璩寨村的人們卻一直說寫的是璩寨村。長治縣璩寨村是全國合作化的模范村,1955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以“合作化的璩寨村”為題,圖片專版報道了璩寨村合作化的模范事跡。
  自1952年到1960年,趙樹理每年都要到璩寨村居住一段,少者十天半月,也許兩月三月,居住期間,白天與群眾同吃同勞動,晚上挑燈寫作。因為,璩寨村也有個旗桿院,后院也住著個老奶奶。當年,村公所、武委會、小學校、農民夜校也都設在旗桿院,村上好多人都能在《三里灣》里對號入席。所以,璩寨村的人們都說《三里灣》寫的就是璩寨村。
  作品“回驢”一章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牲口市場在集市的盡頭接近河灘的地方,是個空場上釘了些木樁,拉著幾根大繩,大繩上拴著些牛、驢、騾、馬。進了場的人,眼睛溜著一行一行的牲口;賣主們都瞪著眼睛注意著走過自己牲口跟前的人們;牙行們大聲夸贊著牲口的好處,一個個忙亂著扳著牲口嘴唇看口齒,摸著買賣各方的袖口搞價錢。”搞好價后,牙行喊叫著寫稅票:“驢一頭、身高三尺四、毛色青灰、口齒六年、售價一百八十萬、賣主常三孩、買主趙正有、經手人李林虎。”
  與趙樹理年齡相仿的許爺爺生前就一直這樣說:“趙樹理寫得這一段,就是大峪村廟會上的牲口市場。”有一次,許爺爺和趙樹理相跟著去大峪村趕廟會,走到村外的牲口市場上,趙樹理再也不走了,整整一個下午,就是踅摸在牲口市場上,看牙行們扳開牲口的嘴數牙,把手伸進衣襟里捏碼搞價,直到天黑散場。每每說起,許爺爺都十分肯定地說:“絕對沒錯,寫的就是大峪會上的牲口市場。”
  “三里灣”的人和事,不僅僅能在璩寨村對上號,在全國許許多多的農村都能看到影子,都能對號入席。這就是人民作家趙樹理“大眾化技巧”的精髓。
  《三里灣》,這部藝術作品,為新舊體制的變革,為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里灣》,這部根扎田園的藝術精華,在中國文壇史上,將永放光芒。

(來源:長治縣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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